王锡爵是在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赴京途中，被任命为大明王朝的首辅大学士的，在任期间，他被晋升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。作为一名忠君忧国的首相和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，针对当时朝廷中出现的争论纷嚣、上下抵触、政事荒怠的亡国败象，提出了进行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，希望通过改革，更化朝政，再度迎来大明王朝的中兴时代。

　　王锡爵的政治改革思想集中反映在万历二十一年及次年所上的《定国论一政体疏》、《因言辨论并劝录用人才疏》、《申请举行〈泰交〉、〈用人〉原奏疏》等奏疏中。王锡爵主张：第一，万历帝应当锐意思治，勤政宽仁，协和上下，改善与朝臣们的关系，使朝廷上下形成和衷共济、励精图治的良好政治氛围；其次，适当地强化内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枢领导机构的权力，合理划分内阁与其他中央政务部门的权责界限，整体上提升明代中央政府的效能；然后，再进一步整顿吏治，肃清政风，改善民生，使天下得以大治。

　　加强阁权（相权）是王锡爵政治改革方案中的核心。在他看来，加强相权，树立内阁及大学士的威望，不仅可以解决明朝中央政府各部门互相牵制干扰、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；而且，在皇帝长期荒怠废政的情况下，只有巩固和强化强有力的相权，才能有效遏止后妃、外戚之权，尤其是宦官之权的迅速膨胀，防止他们把持、篡夺国家政权。后来明熹宗（即天启帝）时，魏忠贤阉党轻易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，大肆迫害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大批朝廷官员，就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缺少强有力的内阁和宰相。历史最终证明了王锡爵的苦谏和忠告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。

　　王锡爵积极呼唤改革，推动改革，想做张居正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有作为的大明首相。但万历帝此时不愿真正实施王锡爵的改革方案，群臣亦对王锡爵有所误解，因此改革缺乏实际开展推行的条件，王锡爵虽再三努力，但难有显著成效。

　　明代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：今上（指万历帝）辅相中，以予所知，持身之洁、嫉恶之严，无如王太仓相公（即王锡爵）。

　　明代陈继儒《王文肃公荆石先生像赞》：浩然刚大之气，苍然奇古之骨，沛然江海之文，挺然弦矢之直。报主心丹，忧时发白。……人以为不贪不谣，公之隐行；不骄不伐，公之卓识。而无若召对之面褒曰“忠孝两全”，召起之温旨曰“时怀明德”，此真吾公之知己，而廷臣之所拱手叹服而不敢及者耶！

　　晚明史学家、崇祯朝署南京户、工部尚书何乔远《王文肃公像赞》：赤眼黄须，病鹤瘦龟。胸富万有之藏，如金流铁液，□□而是；文□千丈之焰，如利刀快剑，望空而挥。立朝有砥柱之正色，奉亲有孺慕之极思。心虽不谅于当世，而忠诚孚夫人主。泽虽未究于斯民，而声称浃乎于兹。知难而退，成功不居，夫虽古之名臣，则将斯□□□。

　　明末清初查继佐的《罪惟录》：荆石牗主无不至，诚得古大臣体，而无如郑昵坚何。防党祸最先，言党祸最痛悉，此后且五十年坐党败，而早如烛计！……古论朋党有及此者乎？哲人知几，吾顿首其学矣！至于论“边事三反”，明季坐是而穷，迄穷时，尚未有知其故者。如文肃者，昔“三杨”犹未能望其项背也已！彼得为，而此在能为、欲为之间，嗟乎时为之欤？

　　《明史》之《王锡爵传》评：锡爵在阁时，尝请罢江南织造，停江西陶器，减云南贡金，出内帑振河南饥，帝皆无忤，眷礼逾前后诸辅臣。其救李沂，力争不宜用廷杖，尤为世所称。

　　王锡爵著有《奏草》二十三卷、《牍草》十八卷、《文草》十二卷加《附录》两卷合编成《王文肃公文集》五十五卷，分别收录于《四库存目丛书》135、136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7、8。

　　称他“深于书。书尤深于唐碑。晚年犹悬碑刻满四壁，特不欲以书名耳。小楷清整秀劲，大可径寸者尤骨重脉和。”

　　明朝嘉靖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（公元1534年8月30日）午时，王锡爵出生在南直隶太仓州娄江与长江交汇处（在今太仓浏河镇）的一户中产之家。因为当日王锡爵出生前，有数以万计的麻雀飞来，汇聚在王家宅上，故王锡爵父亲王梦祥便为儿子起了“锡爵”的名字。（在古代汉语里，“爵”与“雀”互为通假字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