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停稳了不会再爆炸吧？直到走下舷梯前，陈崇芳的心还是悬着的。她第一个给老公打电话，“我差点见不着你了。”一问飞机在哪，她说重庆，老公挂了电话差点就要订动车票。那时儿子在家没睡醒，还以为妈妈是到了拉萨有高原反应要回来。

　　丁雁和老公在电话中开玩笑，“飞机出故障我差点死了，不过没死成，不然你可以找个新人了。”她看到周围很多人在打电话报平安，故意换种方式说话，“我死了你高兴吧？”而周诗鲤在吸烟室抽完烟，平复了心情，才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，一个劲地说“我爱你”。

　　也有很多人不愿打这个电话。在川航的安排下，大部分旅客改签了3U8695航班，12点09分从成都起飞，下午2点左右就到了拉萨。赵强和吴生都不敢再飞，买了下午回重庆的动车票。赵强挖空心思PS了车票的始发站，对家人谎称公司临时安排到外地出差，没去成拉萨。他常年在空中飞，不想让他们因这次事故从此为他担惊受怕。

　　吴生回到重庆表弟家休息，两天没有主动联系妻女，担心一听到她们的声音就哭出来，收到短信也只推说公司事情很多，很忙。第二天，他犹豫要不要买机票回广州时，又重现飞机失事的窒息感，只得转而选择八小时车程的高铁。他从没有那么狼狈过，飞机刚落地就嚷嚷着要马上下去。

　　马孝兵很想打电话，却不知道能打给谁。“不比有钱人，我的命不值钱。我们算什么，一百个蚂蚁，踩死就踩死了。”他孤身一人已经多年，唯一的念想只有读初三的女儿。她寄宿在姐姐家，他则租住在街对面，即使不出外打工，他也只在周末去看她，“父女之间不用多说什么，心里有彼此就够了。”每个月他定期给1000元生活费，算是笔不小的负担。

　　一下飞机，他就和老乡们开始为误工发愁：西藏怕是去不了了，建房子得高空作业，肯定忌讳。已经花的路费还得倒赔给工头。以前每年5月老板包车、买好机票，等10月份干完活再回老家。400元一天的工钱，比起内地高上不少；穿棉袄抗冻、适应高原反应，也好过夏天工地的酷暑。他们找不到更好的营生。

　　看到赵强正高声与地勤人员交涉，他们便围了上去，想让他帮忙。赵强最初提出想见机长，却被告知他已被带走协助调查。随后他又提出好几点问题：飞机故障是什么原因？以后的心理疏导问题怎么办？赵强在航站楼呆了一个小时，没能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。

　　两天内，“英雄机长”、“史诗级迫降”在网络上铺天盖地，他更觉得不是滋味，“作为乘客我们非常感谢机长把我们带回地面，但舆论一味导向赞颂机长，是不是走偏了？如果没有这次事故，也就没有这个英雄人物，川航不能借此逃避责任。”

　　“感谢天气，感谢延误，还有离不开乘客的有序配合。多重因素决定了这次能幸运迫降成功。”赵强感叹。

　　陈崇芳当时顾不上声讨，眼里只有干呕、濒临休克的姐姐。“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，快叫120啊”，她急得直“跳蹦子”。另一边，没吃几口早饭的小艾，也抑制不住地呕吐起来。包括他们在内的27名旅客和两名机组人员，随后被送往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，贴上伤情程度不一的红、黄、绿标签，留院观察。一群人里，最小的18岁，最大的54岁，七名女性，22名男性，半数是隆昌工人。伤情更严重的副驾驶徐瑞辰和乘务员周彦雯，分别收治于急诊综合和骨科病房。

　　为缓解耳鸣头晕症状，他们分批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。在那里，陈崇芳遇到了徐瑞辰，连忙向他道谢。他右眼淤青，脸上手上都是擦痕，说了句，“我今天半个身子都在外头，差点没命了。”陈崇芳没敢接话，“不敢想象那种滋味，他是怎么挺过来的。”

　　走进高压氧舱前，陈崇芳再三确认，“男同志，你们再把兜里摸一摸，手机、手表、充电器，所有电子产品，尤其是打火机，千万不能带啊。飞机上没死成，在这儿死了就划不来了。”高压氧舱的封闭环境，让她恍如回到出事机舱，尤其关门那声“嘣”，更是心有余悸。做过两次治疗，陈崇芳怎么也不肯再做第三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