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咬了一小口，听到“蹦”的一声，她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本能反应就是勾住身边三姐和侄女的胳膊。她紧紧闭上眼睛，再睁开，意识到这不是梦。

　　有人哭了起来，有人叫出了声，“我们要死了。”所有人心里回响着同一个声音，完了完了。

　　这时是7点08分。驾驶舱内，机长刘传健此前先是听到一下爆米花般的爆裂声，转头一看右侧风挡玻璃出现了网状裂纹。他第一反应是用手指轻轻摸一下，有些割手，一定是里层坏了。这意味着飞机承受力下降，可能发生故障。

　　刘传建毕业于空军第二飞行学院，是A320机型B类教员，学员淘汰率接近80%。风挡玻璃爆裂是训练科目之一，他对操作程序并不陌生。但以飞机目前的高度和时速，决不能掉以轻心。

　　“风挡裂了，我申请下高度，备降成都……”刘传健抓起话筒向地面空管部门报告。他同时弯了下右手食指，给副驾驶徐瑞辰比了“7”的手势，让他发出一个7700遇险信号。话音刚落不到一秒，一声巨响，整块玻璃被吸出舱外。

　　刘传健睁开眼，没有系肩带的徐瑞辰，半个身子已经在外面，全靠腿部安全带固定。刘传健试图去抓却抓不到，他当时心里也喊，“完了，完了。”

　　玻璃爆炸瞬间冲击力，相当于一块玻璃上放了一台大型SUV汽车。玻璃碎片划伤了徐瑞辰的面部和手，上衣被撕裂成条缕。20秒后，没了内外压差，徐瑞辰才顺风爬了进来。

　　狂风灌入驾驶舱，温度骤降至零下40度，气压仅有地面的1/4，飞行员个个身体被吹得扭曲变形，耳膜甚至有破裂危险。

　　整架飞机开始剧烈抖动，刘传健看不清仪表盘，只知道下行速度在不断增加。控制自动驾驶的FCU（飞行控制组件）面板被吹翻，许多飞行仪表失灵。好比一辆特斯拉变成手扶拖拉机，他不确定表述信息是否正确，空速一直在增加。两个屏幕显示，满满的全是故障。

　　留给刘传健的反应时间以秒计数——右手别扭地去拿左侧的氧气面罩，但在强气流冲击下没法拿起来戴上；注意力全在左手，握住驾驶杆，收光油门，努力控制飞机姿态。

　　驾驶舱门被气流撞开几次，乘务员赶紧去关上。风呼呼地涌进客舱，灯光骤灭，噪声淹没了所有空间。黄色氧气面罩弹落在每个人面前。坐电梯都会晕的小艾彻底懵了，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该怎么办，使劲捞也没捞下来。后座的曾世彬急了，迅速解开安全带，站起身帮她戴上面罩。“幸好我老公没跟我说怎么回事，一说飞机出故障，那只有死了，我肯定就吓哭了。”

　　行李掉落，餐盒翻飞，客舱内瞬间一片狼藉。事后，小艾才感到庆幸，自己没有按本意选择南瓜粥，她怕烫伤自己或别人。空姐周彦雯当时还在分发餐盒，被失去控制的餐车撞了腰，跌在地上。两边的乘客扶起她。陈崇芳瞥到，有一个瞬间，她和对面的空姐对视了一眼。

　　听到巨响，担心机长和副驾驶失能，正在客舱休息的第二机长梁鹏立刻走进驾驶舱。他看到飞机正带着坡度转弯，下边都是山。帮机长戴上氧气面罩后，他在位子上坐好，系上安全带，拿出电子飞行包，告知机长拉萨的失压程序，帮助他导航。

　　客舱氧气面罩一般可供氧约15分钟，飞行员必须尽快将飞机下降到安全高度，即无需额外供氧的10000英尺以下。要是飞机没有晚点21分钟，在青藏高原的层山叠峦中，最低高度必须保持在24000英尺，机组成员将很难支撑到掉头出山，结局无法想象。万幸，他们现在还在青藏高原与成都平原交界的东南边缘。

　　“当时仪表指示时速相当于800公里左右，耳朵里听不到任何声音，过了一段听到全是噪音。（机组成员之间）只能靠手势在交流，没有办法和旅客沟通……第一时间非常恐惧，飞机完全可以控制了，就不恐惧了。”刘传健说，他用了五分钟左右将飞机控制到稳定状态，之后才逐渐感到冷，短袖制服下的双臂和手指几近冻僵。凭借13660小时的总飞行时间、该航线上百次的飞行经验，他戴着墨镜，顶着刺眼的逆光，成功返航回到成都平原，在高空划出一道“勺子形”轨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