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评选最“挤”地铁，北京地铁6号线号线号线号线，恐难分伯仲。其中，北京地铁6号线堪称最“挤”，高峰小时断面客流量最高，达到了6.32万人次。当乘客被巨大的人流推进车厢，被迫与陌生人脸贴脸时，很难想象，很多拥挤的地铁居然是亏钱的。

　　一些城市地铁已经刮起“开源节流”风。最近，广州和佛山正式告别了“满15次后打6折”的地铁票价累次优惠。杭州和北京则分别在节能上下功夫。今年4月起，杭州地铁公告，部分站点自动扶梯仅于工作日上下午开启。为节能减排，北京地铁6号线座车站公共区更换了照明灯具。据估算，仅此一项改造，每年能节约520万度电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141吨。

　　截至2022年末，国内共有41座城市开通了地铁。从上海清算所、中国债券信息网等平台查询到，至少32个城市的地铁公司公布了2022年的业绩，扣除政府补助，仍实现盈利的城市仅有5个。不过，放眼全球，90%的地铁线都在亏钱，对城市地铁运行效果的评判，也远不止能否盈利这一个指标。

　　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公司（下称京投）控股北京两家地铁运营公司，其官网及财报显示，2022年，公司归母净利润达到21.82亿元。不过，北京地铁的“其他收益”也即政府补助，达到262.86亿元，两相减除后，北京地铁扣除补助净利润为-241.04亿元，成为唯一亏损超百亿的城市地铁。

　　亏损如此之大，与地铁高运营成本相关。以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为例，2022年主营业务成本115.55亿元，最大支出为人工成本（工资及相关费用），花费60.67亿元，占比超过一半。其次是业务成本，其中直接修理费成本较高，达到19.62亿元，直接电力、安检费用均超过13亿元，安检支出直接占主营业务成本的10%以上。

　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本身就有前期投资高、回报期长的规律，一公里地铁造价在数亿元。城轨协会印发的《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战略与“十四五”发展思路报告》显示，2019年全国轨道交通企业运营成本（不含大修更新）的中位数为1126.15万元/公里，进入大修更新期的北上广深等轨道交通企业运营成本超过1500万元/公里。

　　部分城市地铁运营成本大幅上涨，则主要由于地铁网络扩张，里程增加，运营投入也相应增加。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《城市轨道交通2022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》显示，去年共新增城轨交通运营线个城市均有新线或新段开通运营。其中，杭州新增174公里，排名全国第一。

　　收入来源单一，是不少城市地铁亏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北京地铁极少配有地下商业，地铁上盖商业的站点比例也非常低，往往出站后还要步行十几分钟才能抵达商圈。地铁票价是最主要的营收来源之一，但相对巨额成本来说，往往也是杯水车薪。

　　“轨道交通是城市基础设施，本身的公益性决定了其票价偏低，市民可承受能力是价格底线，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方式定价，修建地铁也不是为了追求高盈利和高回报。”北京交通大学国家交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红昌分析，客流多少并不能改变“票价收入无法覆盖成本”的亏损本质，“城市地铁集团赚钱，并不靠主营业务，而是副业”。

　　2019年，深圳地铁票价曾陷入涨价风波。虽然最终决定暂不调整，但日常通勤族很快发现，深圳地铁多个站点打上了其自身开发的楼盘销售广告。

　　深圳地铁集团2022年报显示，公司实现经营收入239.76亿元，同比增长46%，净利润8.66亿元，其盈利秘诀就是娴熟运用了“轨道+物业”的TOD模式。

　　该模式最早由美国建筑师彼得·卡尔索普提出，他认为城市高密度增长应当以公共交通为导向进行规划发展。换言之，就是以城市轨道交通为核心，高密度开发距核心半径距离1000米的区域，将核心区域开发建设成为多功能社区，使其可以满足居民居住、工作、休闲娱乐等多项需求。

　　港铁是全球少数几个实现盈利的城市地铁公司之一，也是TOD模式的“代言人”。过去40年，除2020年因封关影响亏损48亿港元外，港铁其余每年都在盈利。港铁盈利的最大功臣，并非日常客运，而是其物业租赁及管理业务。地铁建造投资高，但带来的外延经济效益也显着，车站建成后，四周地价升值，“轨道+物业”模式的关键就是利用这份经济效益。港铁可管理物业，获得租金收入（物业租赁业务），也可出售楼盘，获得利润（物业发展业务），因此也常有人说“港铁其实是家从事地铁业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”。

　　与香港毗邻的深圳也是最早引进TOD模式的内地城市。深铁集团下属企业深圳地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深铁置业）负责站城开发业务，2022年，深圳地铁在站城一体化方面营收160.48亿元。

　　根据时代周报等媒体统计的32个城市地铁公司业绩表，扣除地方政府补贴后，仍有武汉、深圳、济南、上海、常州5个城市盈利。深圳排名第二，“最赚钱”的是武汉。

　　2022年，武汉地铁归母净利润为15.7亿元，其他收益为0.87亿元，扣除补助，仍有14.83亿元盈利，是目前公布的32个城市中唯一除补助净利润超10亿元的城市。

　　“武汉地铁同样采用的是TOD模式。”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说，武汉从2014年开始探索该模式，从规划角度看，武汉地铁TOD与深圳的差异是，将轨道交通与武汉都市圈建设相结合，利用轨道交通快运、量大、精准的特点，将“武鄂黄黄”四座城市的人口、资源要素衔接，从而提高人口规模、消费规模，提高“轨道+物业”营收的可持续性。

　　除常规的开源节流的办法，去年实现盈利的武汉、深圳和济南都不约而同地加大了研发投入，以提高资源效率。传统模式下，每条新建线路的业务系统均独立建设信息化系统，建设成本高,资源利用率不足50%，数据孤岛严重，大量设备占用地铁车站宝贵的地下空间。地铁公司投入研发，推动智慧城轨建设，也是希望以此降本增效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不少城市的地铁规划项目缩水，有分析将原因指向地铁亏损。“亏损可能是原因之一，但不是唯一，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”李红昌分析，如出现“地铁线路缩水”的情况，大多出现在建设规划阶段，而不是项目规划期间。就建设规划而言，整个申报审批流程的每个环节都有诸多要求，如准备齐全详细的客流预测、环境评估、社会稳定性评估等等文件，才能开始层层向上报批，经过市、省、国家的多个部门和专家的评估后，“如砍掉部分线路，也是多种因素迭加的结果”。

　　当下，基于地铁的公益属性，多数地铁公司的票款与商业收入难以覆盖成本，自我造血能力不足，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程度依旧较高。“城市修建地铁并不只计算主营业务本身的得失，更要算经济大账。”李红昌说，地铁修建本身就是一笔巨额投入，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，同时促进当地产业的规模化发展，还能有效缓解城市地面交通拥堵问题，实现节能减排，提高城市影响力、竞争力。

　　地铁终点往往就是城市核心向外延展的边缘。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专家委员解筱文曾表示，地铁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，具有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，甚至重要到了必不可少的程度。“虽然当前亏损，但从长远看，地铁建设产生的资产却是优良和稀缺资产，不仅不应该贬值，更是增值的优良资产。所以，不能单纯以狭义的效益和是否盈利来考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