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炀帝征发民工开大运河，历来饱受诟病，唐代诗人皮日休站在第三方立场表达观点：“隋之疏淇(永济渠)、汴(通济渠)，凿太行，在隋之民，不胜其害也；在唐之民，不胜其利也。”

　　隋炀帝征发民工开大运河，历来饱受诟病，唐代诗人皮日休站在第三方立场表达观点：“隋之疏淇(永济渠)、汴(通济渠)，凿太行，在隋之民，不胜其害也；在唐之民，不胜其利也。”

　　隋炀帝征发民工开大运河，历来饱受诟病，唐代诗人皮日休站在第三方立场表达观点：“隋之疏淇(永济渠)、汴(通济渠)，凿太行，在隋之民，不胜其害也；在唐之民，不胜其利也。”

　　唐朝建都长安，江淮转运物资至长安绝非易事，其中由江淮到洛阳，因大运河而便利；但洛阳至长安，运输非常艰难，天子时常因关中缺粮而“就食东都”。直到裴耀卿改革漕运，历史方有转机。

　　西迁两年多，“关中饥，米斗百钱”。当时从洛阳到长安，运送物资多走陆路，有一段以牛拉车，这一年“运山东、江、淮谷输京师，牛死什八九”。

　　群臣多次劝唐中宗复幸东都，但韦后是长安人，不乐意东迁，就让术士告诉皇帝：“今岁不利东行。”再有人提这茬儿，唐中宗就发火：“岂有逐粮天子邪？”这下谁都不敢吭声了。

　　或是为了哄韦后开心，或是觉得当“逐粮天子”丢人，唐中宗咬紧牙关在长安硬撑。唐玄宗愿意变通，自登基后的二十五年间，他先后五次因关中缺粮而行幸洛阳，共计在洛阳居住九年多。

　　公元733年，“霖雨害稼，京城谷贵”，唐玄宗计划第五次巡幸洛阳。又要跋涉八百多里，车驾浩浩荡荡二十来天，一路实在辛苦，如果能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该多好！

　　《唐会要》中有一卷专门记述唐朝漕运，唐朝自玄宗时才开始任用大臣，掌管长江和淮河流域的物资转运，为此设置转运使一职。从公元733年至唐末的一百七十多年间，在京师充任转运使的官员先后有近五十名，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裴耀卿。

　　公元730年，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就曾上书言漕事。唐初漕运沿用传统的直运方式，即将粮食从始发地直接运到目的地，由于各段河道水力不同，水情不一，涨落时间各异，导致漕船运行速度慢，运量小，无法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。

　　裴耀卿细致分析了漕运现状及缺点：江南船每年二月到扬州集中，此时水浅，须滞留一月以上；四月后由淮河入汴河，因汴河干浅，六七月才能到达河口(汴河从黄河分流处)；此时黄河正是涨水时节，须待八九月水落，才能经黄河入洛水……从江南到东都，“停滞日多，得行日少”，粮食沿途受损，加之江南百姓不熟悉黄河，行船慢，风险大，转雇水手又要花一笔钱。

　　针对上述问题，裴耀卿提出了可行的方案，然而不知为何，唐玄宗并没把他的话当回事。如今长安粮荒，又要折腾赶路，唐玄宗便回忆起三年前裴耀卿提出改善长安和江淮之间运输的计划。

　　此时裴耀卿已是京兆尹，唐玄宗便“独召耀卿，问救人之术”。这一次，唐玄宗很认可裴耀卿的想法，不久便将其升为宰相，后又任命为江淮、河南转运使。

　　裴耀卿对漕运最大的改革，就是改直运为转运。他选择继承隋代的仓储制度，使仓储与转运结合，征集天下租粮，并在黄河沿岸转运点设置了新的粮仓如河阴仓、柏崖仓、集津仓等。

　　他又精心设计了一条分段转运的线路，将江淮的粮食物资经运河北上至河阴县，纳入河阴仓，漕船至此便可返航。河阴仓的粮食换其他船只继续运输至洛阳含嘉仓、陕州太原仓，这样便能减少漕船等待的时间，提高运输效率。

　　从洛阳到长安，全程八百多里，其中有三百里陆路异常难行，而且运费高昂。改革漕运后，自洛阳往西也采用分级漕运，只在三门山最险处开山十八里，以车载运，避开湍险。其间物资每运到粮仓，便搬下贮纳，“水通即运，水细便止”，不在路上多耽搁。

　　如此这般，三年共“运七百万石，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(一说三十万缗)”！省下来的钱怎么办？有人劝裴耀卿上交朝廷，邀功请赏。裴耀卿却奏请唐玄宗，将这笔钱充作官府向百姓购买粮食等的费用。

　　后人评价称：“顾始终三百年间，治漕称善者，前惟裴耀卿，后惟刘晏。”而刘晏整顿漕运、为国理财的做法，还是裴耀卿传下来的。如果你去参观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，不妨找找关于这二位的展板。

　　第五次东巡就食，唐玄宗在洛阳待了两年九个月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当“逐粮天子”，也为唐朝皇帝逐粮而居画上了句号。（洛报融媒·洛阳网记者 杨文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