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，陈云同志的革命生涯长达70年。他从长期实践中总结提炼的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只唯实，交换、比较、反复”的“十五字诀”，体现了他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，彰显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传承。

　　据《陈云年谱》记载，1960年6月，陈云致信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长吴宗锡等人，谈了他对评弹《青春之歌》录音的看法，特地提到其中有两点不符合事实。一是“这一元只能买两个大饼”不实，理由是1937年全国抗战以前物价微涨，但币值基本稳定，那时一元钱的购买力，约等于当前人民币二元五角或三元。二是“三一八惨案”不是蒋介石的部队开枪杀人，理由是当时北伐军还没有到北京。这封信，小中见大，充分反映了陈云对历史线月，陈云在同上海评弹团演职人员座谈时，对前几天在南京听评弹，听到一段唱词是“大跃进”时“水稻高产20万斤，一个西瓜200斤，桃子大的像脸盆”，他当即表示不认可，并要求对这类唱词进行检查。

　　如何把人看准、认识全面，是察实情的重要方面。全国抗战期间，陈云曾担任过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，对此很有见地。1938年9月，陈云列举了一些同志在识别干部时存在的毛病：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，不看他的昨天，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；只看见功不看见过，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；只看今天的好，不看见昨天的坏，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，不看见昨天的好。“这样就往往对于干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计。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，只看一面。”

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共中央着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。1981年3月，陈云向邓小平等人建议：“潘汉年的案件需要复查一下，我认为他当时并未真心投敌，否则不能解释刘晓领导下的上海党组织为什么能完整地保持下来。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，这些材料，并无潘投敌的确证。现在，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。因此，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。”在他的关心推动下，1982年8月，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。

　　对于如何把实际看全面、把情况弄清楚，陈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绝招就是注重调查研究，反对片面性和主观主义。1956年11月，陈云强调，我们做工作，要用90%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，用不到10%的时间决定政策。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，毛泽东说：“陈云同志懂得较多，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，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线年，陈云在宝钢是否继续建设的争议中，亲自调研，最终确定了宝钢的建设方向，既顺应了国家经济发展大局，又赢得了国际声誉。

　　陈云强调，谋实招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。“所有正确的政策，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。”陈云提醒党员干部，一切工作方法，必须随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。必须善于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，善于采取适合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。1939年1月，陈云起草关于中共地方党部领导方式问题的讲话提纲，提出，“领导机关对下级指导要区分命令和建议两种形式，在某些问题上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处置。”

　　从实际出发，必须反对教条主义。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陈云就反对教条主义和“一刀切”的工作方法。他发现苏区工人在经济斗争中存在“左”的错误倾向，比如“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，机械地执行只适用于大城市的《劳动法》，使企业不能负担”。为此，他专程到汀州考察京果业的发展情况，提出要“依照实际情形，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，不能千篇一律抄录《劳动法》”，并指导工会支部重新订立适合实际的合同。

　　从实际出发，还必须反对经验主义。1948年10月，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：经验主义有两种，一种是只从过去的经验出发，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；另一种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。他提醒大家，情况变了，方法也应有所改变，不能只凭经验办事。

　　谋实招，关键是要在深入研究实际情况后拿出“管用”的对策。在不同时期，陈云总是能从实际出发，创造性地提出开展工作、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。抗日战争期间，陈云领导制定了“了解人、气量大、用得好、爱护人”的十二字干部政策，提出了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，有力地推动了干部队伍建设。

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，明确提出“系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，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”。“对外开放，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”陈云的这些观点，对在当时条件下解放思想、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　　陈云崇尚真抓实干，提倡脚踏实地，反对虚夸浮躁、急功近利。既要积极，又要稳妥，是他的一贯思想。1940年12月，陈云撰写《关于领导方式与自我批评问题》讲话提纲，提出“工作要一件一件来，每件工作做到底，就是最有成效，最快速度”。

　　求实效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，让群众得实惠。陈云说过，不要看不起吃、穿、用，油、盐、柴、米，这是人民的大事。“人是要吃饭的，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，一天不吃饭，肚子就饿得哇哇叫。”“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，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，而是吃饭还是吃粥。”1962年7月，陈云建议用分田到户，实质上是包产到户的办法，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以恢复农业产量，他因此受到多次批评，但也从不后悔。

　　求实效，必须着眼全局和长远，防止急功近利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，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日益显现。1980年12月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，陈云阐述了采取坚决措施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。他说：“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，而且要退够。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。调整不是耽误，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。”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，指出，“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的调整，是为了站稳脚跟，稳步前进，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”。他们的真知灼见，对于纠正当时脱离实际、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有极强的指导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