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经济取得较好开局但固有矛盾并未缓解之际，“权威人士”通过《人民日报》再度发声，引发海内外密切关注，特别是其“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，更不可能是V型，而是L型的走势”的综合判断，获得各界高度重视。尽管先前不少人士也有相近认识，但是，此番由“权威人士”表达，自然有着重大的政策含义。

　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番表述居然令国内资本市场颇感错愕，当日沪指跌幅近3%。这显示，市场还未为此种走势做好准备。近几年来，海外对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亦持颇为矛盾的态度，一方面承认放缓势在必然，甚至将增长目标下调视作推进改革的必要条件。另一方面，增速每有下滑，总有人士大惊小怪；每次些微的反弹，总有人备感兴奋。资本市场随之起伏，虽有现代金融市场的“放大镜效应”，但其未为中国L型走势做好准备，实乃主要原因。鉴于“权威人士”强调，“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，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”，适应中国经济增长向中高速转换，改变预期，调整行为，应当是海内外实业与金融人士均应严肃面对的基本课题。

　　在海外看来，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清晰。受益于前期刺激政策，中国与西班牙一道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最新一期《全球经济展望》中仅有的两个2016年增速预测上调的国家，而绝大多数经济体增速预测均遭下调。然而，未来中国的政策重心转向结构性改革，海内外近期对以螺纹钢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市场趋势性反弹的期待，也将幻灭。

　　那么，应如何认识L型走势？不囿于一时，而以历史眼光看待中国增长，更有益于得出可靠结论。按汇率平价计算，1995年，中国人均收入不足800美元，2005年上升至约1800美元，2015年已达约8000美元。这一“追赶故事”令人震动，不过，这也意味着，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，中国必然迈入中低速增长期。萨默斯等国际知名学者在对全球高增长经济体研究后认为，“实证上来看，‘向均值回归’是经济增长最突出的特点。” 定体虽无，大体则有，中国的高增长终有尽时。

　　当前，中国经济如此受人关注，也与其巨大体量密不可分。同样根据汇率平价，1995年，中国GDP总量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；2005年，这一比例上升至约四分之一；2015年，中国经济规模已达美国六成。若按购买力平价衡量，中国经济总量已与美国不相伯仲。这意味着，中国经济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。学者们还发现，紧随持续高速增长期的，往往是并不平滑的增速下跌。海外人士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深切关注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理解和顺应这种L型走势，更重要的是关切和助推中国以改革替代刺激的行动方略。IMF在对中国的2015年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估算 ,如果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得以落实，短期内(2016年)增长会减速约0.5个百分点，但2020年增长会提速约1个百分点。因此，正确权衡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，就需要按照“权威人士”所说，“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，供给侧是主要矛盾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、必须作为主攻方向。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。”

　　近年来，海外固然不再期待中国像2008年“4万亿”计划那样，独力支撑全球需求，但是，出于自身利益，往往对中国经济放缓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存有微词。其实，IMF等机构的分析显示，中国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主要在铁矿石、铜、镍等金属商品，而非石油。因此，将沙特等国由石油政治、地缘博弈等多方因素引致的财政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并不公平。巴西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金属商品出口国在过去享受的繁荣，自然缘于中国巨量需求来烈火泼油。在中国增速转换后，这些国家应做的和能做的，只能是加速自身结构调整。

　　中国自身亦当调适心理，认清经过金融危机，外部环境已发生沧桑巨变。曾几何时，商务部门全力提振出口，只能事倍功半。不少国内企业寄希望于通过“走出去”消化过剩产能。其实，不少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接中国拟转移的产能，对中国企业颇为抵触。淡化经济刺激，不仅为切实去产能起釜底抽薪之效，也为防范去产能可能带来的就业、金融风险创造了更好条件。用来勉强维持过高增速的投资资金，可转而化解不良贷款，妥善安置员工。

　　后金融危机时代，世界正步入以制度、规则构建为特征的“新一轮伟大的全球化”。但是，当前各国增长乏力，民粹主义之势泛起。中国理应以更开阔的胸襟谋求开放、共赢。中外企业热切盼望在中国有一个“公平竞技场”，这与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是高度吻合的。如此，对于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中国与世界各国来说，L型走势是挑战，更是机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