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，对国际层面的事物发展缺乏预判能力。贸易战绝非新鲜，历史上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发生，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。但很长时间以来，大多数人都相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可想象。美国学者提出了“G2论”，或者经济上的“中美国”，中国学者相信“夫妻论”。两者的依据是一样的，即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依存度高。不过，实际上历史经验已经表明，高贸易依存度不仅不能避免贸易战，反而会促成贸易战，取决于进出口是否平衡。

　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，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的低，但最终欧洲国家之间还是发生了战争，并且是热战。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，美国与德国和日本之间也发生了贸易战，而德国和日本还是美国的同盟，安全上完全被美国所整合。中国和美国既缺乏欧洲国家之间那样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，也缺乏美国与德、日之间那样的同盟关系，因此贸易战几乎是必然的，尽管贸易战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。

　　基于简单而乐观的假设，中国对贸易战没有做任何准备。直到贸易战来了，人们还不敢相信，认为只有特朗普这样的“疯子”才会这样做。这种认知更没有驱使有关方面去认真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。

　　尽管多年来，中国也一直表示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的，但在政策层面的确缺失有效性。中美双方的贸易不平衡也并非是中国的原因，更多的是美国的原因，因为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。但不管是谁的原因，巨大的贸易逆差都必须解决，如果得不到解决，肯定要发生严重的后果。

　　第三，对事物的本质缺少判断能力。很长时间以来，在外交政策上盛行“经济决定论”，一切为了经济，考虑问题也基本上过分强调单向面的经济要素。就贸易战而言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，贸易战仅仅是经济问题吗？很多人停留在经济思维，仅仅从经济上来理解贸易战。理性地说，贸易战发生了，如果能够把此局限在经济领域自然是最理想的，人们也不能用其他手段来解决贸易战。但如果不能考虑到贸易战的外部影响，就会判断失误。就这次贸易战而言，一些人对中美关系演变的本质缺乏正确的判断。

　　贸易战仅仅是其中一种体现方式（或者特朗普方式），如果没有贸易战，也会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（例如在南海、******、朝鲜半岛等问题上）。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，就需要全面的调整；调整好了，就可以维持和平；调整不好，就会发生冲突。这也是历史所证明的，即人们所说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。

　　第四，最为重要的是暴露了社会反应的脆弱性。对内部来说，社会的反应是最为关键的。概括地说，对中美贸易战中国社会的反应表现为两个极端。在一个极端，一些人支持美国的贸易战，幻想来自美国的外在的压力少则促成政府降低进口关税，多则促成内部的进一步改革。

　　特朗普在中国可能要比在美国更受欢迎。直到今天，特朗普和美国的主流社会（尤其是媒体）一直处于对峙状态；在中国则不然，一些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抱有过多的幻想。就贸易战而言，历史地看，外在的压力从来没有促成内部更好地发展，这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到。

　　中国并不想打贸易战，贸易战也不是中国所发起。不过，借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，是中国的一些人“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”。这里的“唤醒”主要指一段时间以来，有关方面的“过度宣传”，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。

　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，即“中国制造2025”“一带一路”和“中国模式”。“中国制造2025”实际上仅仅是中国本身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，就如德国的工业4.0项目一样，但对很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，这是为了超越美国和西方的项目。“一带一路”在高层看来仅仅是中国的发展“倡议”，并且多次强调，“一带一路”尽管是中国的倡议，但发展机会是属于大家的，利益是大家共享的。

　　至于“中国模式”，通过近代以来的探索，中国的确形成了“中国模式”，但“中国模式”和其他模式不存在必然的冲突，而更多的是互补。尽管中国也强调“中国模式”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选择，但同时强调不会输出模式。但对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，“中国模式”的目标就是要打败西方模式。这种过度的宣传和解读无疑给西方制造了一种“恐惧”，莫名其妙地感到西方要被中国所超越、所取代，而这种“恐惧感”又促成美国（和西方）改变其对华政策。